1946年1月，省委、省军区决定，全省部队统一改编为省人民自卫军旅的建制。我们龙南纵队改为黑龙江省人民自卫军警备第一旅。蔡明任旅长，我任政委。这时，我们的部队拥有5000多人，设了团的建制。从此在省委，省军区的指挥下，便有计划地开始了剿匪斗争。

  我们对龙南地区股匪的分析是，他们都是在苏军进兵东北、日本投降后拉起来的。有日伪残余分子组成的武装，有地主豪绅的武装；也有绿林侠客的武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反对，并与人民为敌，他们骚扰群众，抢夺群众，打骂群众，无恶不作。他们又都称为什么中央军，接受的封官加委，打着所谓光复军、先遣军的旗号，迷惑群众。他们拉起的这些一股股反动武装，本来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他们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到处抢夺群众的马匹，成为骑匪，活动于偏僻农村和山林地带，形成了敌据山乡，我据城市的形势。他们以我们抗联对日伪的游击战来对付我们，有时大股匪贼也给我们小城镇以威胁，甚至占据小城镇，为非作歹，一经遭到我军的攻击，他们就逃之夭夭。广大群众对他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日本投降后，原伪庆安县长刘绪宗、警察署长黄宇廷等投靠了，纠集四、五百旧伪军，编成光复军第二十六旅，刘绪宗任旅长，黄宇廷任副旅长。他们与土匪头子国长友、曹荣勾结，与庆安大土豪于化鹏沉濯一气，网罗一些土匪和地痞、流氓包围和盘据庆安，曾多次打着旗到绥化地区东部骚扰，扬言要赶走红军，消灭，占领绥化，弄得人心惶惶。绥化西部的一些地方股匪如邸景阳部（200多人）、老客(200人）、跨海、九省、九江（这三股约100人）以及在安达、泰康两县流窜的土匪宝山、八国香等股匪也四处流窜，抢夺民财，破坏交通，杀害我党干部，为害甚烈。望奎县委书记胡再白、县长冯耕夫、林枫的老父亲等在前往绥化途中，在呼兰河口遇难，当场壮烈牺牲。这一事件即通称为河口事件。它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如果不清除这些反动势力，龙南地区的民心就不稳，局势就不会安定，一切工作也就无法进行。

  1946年6月我们警一旅改为龙南军分区，直接受西满军区领导。为了彻底稳定龙南局势，我们根据东北局和黑龙江省委的指示，在分区司令员蔡明的主持下决定进一步开展剿匪斗争。具体部署：一是调第三营和望奎县大队（大队长朱军）联合追剿望、兰、绥三角地带的邸景阳等部股匪；二是派一营和绥化部队到庆安搜剿国长友和刘绪宗顽匪，三是派二营配合绥棱孙大队进剿老惯匪曹荣、黑龙、五洲等部。按计划这三部同时出击，目的是把盘据龙南地区的各部股匪切成三块，聚而歼之。作战计划已定，分头实施，省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参谋长关靖寰等还亲临龙南，坐镇绥化、庆安督战。

  第一次，我们派绥化县大队长郭海川带三中队两个排共60多人乘车去庆安执行剿匪任务。当时，庆安的光复军早有准备，他们对我军居然采取了热情欢迎的态度。然而暗中却将我军包围。我军三排长关玉珠在安排岗哨时发现了敌人的阴谋，立即向大队长郭海川作了报告。郭海川不露声色，沉着应付。他与前来迎接的光复军头目说：我们的司令员、政委已带队到了龙船（龙船是一个火车站，在庆安城西），让我们马上去接。敌人听说又来了后续部队，未敢轻动，只好放郭海川带队离开。因此，郭就率部队脱离了险境。

  经过四、五天的准备，我们又第二次去庆安。这次部队有100多人，其中有苏军30多人，还带了两门炮。队伍开到龙船后，便向庆安城内开炮。光复军一看我军势力强大，一部分溃散，一部分投降，我们很快接收了庆安县城。

  但是，这些投降的光复军本性未改，几天以后又有反复，他们暗中勾结土匪，在一天夜里包围了我庆安县大队驻地。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马上通过绥化苏军与哈尔滨的苏军指挥部联系，请求支援。第二天凌晨，苏军20余人带着大炮和轻重机枪赶到，随即由驻绥化的苏军卫戍司令嘎萨拉耶夫率领50余人驰赴庆安增援。当时，土匪埋伏在龙船车站南下坎张善人屯的一片麦秸垛里。嘎萨拉耶夫少校指挥苏军与土匪展开激战。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身负重伤。经过激烈地战斗，我们内外夹攻，最后击溃了盘据在龙船的光复军。

  嘎萨拉耶夫少校负伤后，我们的战士立即把他背了下来，准备转送绥化治疗。但因腹部伤势过重，流血过多，中途至津河即光荣牺牲。我们将嘎萨拉耶夫少校牺牲的消息，报告了哈尔滨苏军指挥部，后来听说，驻哈苏军已将他的英雄事迹报告长春苏军总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随后又听说嘎萨拉耶夫少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我对这位苏军给我们以革命热情的支援，深为敬佩和感谢，对他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我们，尤为痛惜。

  庆安战事结束后，我们便决定肃清隐蔽的内匪，即解决恶霸土豪常栋彝（外号常八）这个败类。他是常荫槐的侄子，是龙南地区的一个祸根。

  常栋彝在日伪时期当过绥化县矫正院院长，是日寇在绥化残酷统治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日本投降后，他和庆安县恶霸，土匪头子于化鹏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日本投降后，他还被日伪残余、旧官吏、反动地主、地痞流氓推举为绥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会长。为发展反动势力，他暗中私通苏军临时翻译于长青（外号于毛子），并骗取了一名苏军军官的信任。

  于长青的妹妹于凤兰日伪时期是日本军官的姘头。因为这层关系，于长青也当上了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日本投降以后，于凤兰又与一名苏军上尉结了婚，于长青摇身一变成了苏军翻译，与常八勾结在一起，图谋不轨，伺机东山再起。

  有一次，我们会同苏军到常家去捉于化鹏，常家的护勇遵照他们主子的旨意进行武力抵抗，打伤一名苏军中尉。这次我们捉住了于化鹏，但是，常八却串通于毛子，向一名苏联军官说情行贿，把于化鹏放跑了。

  我们感到事态严重，如果不除掉常栋彝，会给我们留下祸患。一天夜里，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消灭大土豪、大汉奸常栋彝，并立即行动。警卫一旅副政委姚国民指挥，派一营营长郭金甲带两个班的战士摸到常八大院，把他抓了起来，带到警备旅司令部。经过审讯，于2月1日夜，拉到县城南门外娘娘庙（今铁路司机学校）西边枪决了，并发了布告。这件事震动了整个绥化县和龙南地区，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是，这件事，我们没告知苏军司令部，怕一旦走漏消息，必有所失，又怕苏军从中阻挠，所以我们的行动事先没有告诉绥化苏军卫戍司令部的代理司令道尔任科夫少校。他明白我们已将常八处决的消息后，大发雷霆，要赶我们出城，我几次向他交涉都无效。我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赶到哈尔滨向李兆麟（张寿篯，返东北后即改此名下同）作了汇报。李兆麟当即向驻哈苏军司令茹拉夫列夫少将反映了上面讲述的情况。三天后，驻哈苏军方面即把道尔任科夫少校解职并押走了。这件事使我想到，一是苏军领导信任我们这些革命者，对他们有问题的部下竟能断然处置而毫不姑息，实在可敬；二则李兆麟作为我的上级，在我遇到困难时，他全力支持，也使我衷心佩服。从此我觉得真正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帮助下级解决实际问题、克服困难，这对我也是个实际的教育。此后，绥化东大营的一位苏军营长（少校衔）代任绥化卫戍司令，他密切配合我们的工作。积极支持我们剿匪，有时出动坦克，配备重武器，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常八被处决以后，于毛子和他妹妹于凤兰畏罪潜逃，跑到哈尔滨去了。但这时，的破坏活动仍很猖獗。他们秘密打入我军内部，发展成员，伺机杀害我党和军队的干部。

  1946年2月1日旧历是大年三十。混入我警备旅的一个连里的先遣军分子阴谋利用半夜拜年的机会企图枪杀我司令部的主要领导人。敌人的这一阴谋被我军一名战士察觉，当天下午就把他所发现的重要情况报告了司令部。得知这一紧急状况后，我们没有来得及召开县委会议，司令部几位负责人当即决定先发制人。我们派副政委姚国民处置这一事件。

  姚国民带几个人在未黑天前赶到一营这个连，以首长给战士们拜年讲话为由，将部队集合起来，并命令像往常讲话一样，把所有枪枝架在一旁，由警卫战士看管起来，随即将先遣军分子从队列中揪出来，全部予以逮捕，制止了一场惨案的发生。解决这一个事件之后，我们遵照省委的指示，对部队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洗，将混进队伍中的伪警察、地痞、特务悉数清出队伍，因为他们是胡匪活动可利用的条件，清洗他们就是清除内患。同时吸收大批工人、贫雇农出身的青年参加部队。

  1946年3月1日，召开了绥化县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在绥化局势已基本稳定、我党工作局面已打开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代表是由各界群众推举的，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代表大会选举了县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和县长。会上，我作了《在敌伪铁蹄下抗联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报告，当选县长阎继哲作了《政府五个月来的工作》的报告，并且宣布了施政方针，全县工作开始走上正常运行的轨道。

  第二次绥化人民代表大会后，紧接着就开展了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日，李兆麟不幸在哈尔滨被特务刺杀，我听到这消息，无比愤慨。中心县委决定召开追悼李兆麟将军大会，绥化县的党政军民决心以扩军与支前来为李兆麟报仇，从此我们的部队一批一批地调往前方，充实主力。

  1946年5月1日，苏军撤离绥化。之后，我们以东北军区除奸部队的名义派张明仁到哈尔滨，将以侨民身份取得苏驻哈领事馆保护的于长青（于毛子）兄妹捉拿归案，并于5月18日（旧历4月18日）公审处决，消灭了绥化的又一隐患。

  6月，东北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日趋紧张。苏军撤离东北后，反动派妄图占领东北全境，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他们一方面向各地派遣特务，组织反动武装，另一方面，大军压境，在哈尔滨以南蠢蠢欲动，企图进犯哈尔滨。面对这种紧张形势，中央东北局决定，哈尔滨周围各县的县委一部分撤出县城，留一部分坚持工作，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军事策略。根据这一精神，省委决定将绥化县委一分为二，一部分干部到双河，建立绥东县委，由李光宇任县委书记，绥化县委书记则由姚国民担任。与此同时，省委决定成立龙南地委，任刘莱夫为地委书记，我为副书记兼专员。龙南地委领导绥化、望奎、庆安、铁力、明水、青冈、兰西、安达8县。地委机关从绥化迁到非铁路沿线的望奎，搭起了专员公署的架子，设立秘书处、科、财政科、建设科和教育科，共50余人。不久，西满分局又将龙南地委改为西满三地委，并将二线兵团成建制的补充前线。同时成立了龙南军分区，赵承金任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刘莱夫兼政委，我又兼军分区副政委，重点负责部队工作，周维任参谋长。军分区共辖5个团，约四、五千人，加上各县的县大队以及各县的区中队，共有武装万余人。

  1946年秋，龙南各地农村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为了加强对土改工作的领导，我们要求各县委要亲自掌握各区的情况，县委委员尽可能兼任重要地区的区委书记。

  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召开了全地区干部参加的土改工作动员大会，随后便抽调90多政治上强、有工作上的能力的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全区各地农村开展工作。当时农村的阶级状况，总的特点是财富集中于城镇，土地集中于地主。农村约占农户百分之五的地主，占有农村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农村的赤贫化相当严重，雇农占百分之四十，贫农占百分之三十，他们无地、无房、无牲畜，有的两家住一铺炕，一家只有一件破衣服，出门轮流穿用，有的小孩赤身裸体蹲草窝，过着非人的生活，苦不堪言，其悽楚惨状真是目不忍睹。不用说具有高度阶级感情的革命者见此情景都要挺身而出去解救危难中的穷苦人民，就是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也要为此而同情而不平、而悲愤填膺、声泪俱下。

  在当时，地主还有武装，把持着农村的政权，他们是反动派在东北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彻底推翻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广大农民群众就不会得到真正的翻身解放，根据地就不会巩固。

  在土地改革全面铺开之前，我们在农村曾搞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按人分青苗，秋后收获归分得青苗者，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解决了贫雇农的困难。但是，这段工作中也存在给地主留地多，浮物财富挖得不彻底等问题。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根据省委决定，我们在干部和工作队员中进行了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历史）,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阶级立场。为彻底搞好土地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6年8月省委书记王鹤寿来龙南地区检查土改进展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动群众，要群众能和地主撕破脸皮，坚决把地主的反动气焰打下去，但一定要坚持群众路线，认真依靠群众，防止工作队包办代替，一定要注意保护中农的利益，一切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土改的群众运动。这对我们明确政策界限和工作重点都有好处。

  1947年春节后，工作队深入农户，进行土改大动员，强调工作队员要学习宾县马斌的工作方法：穿靴靴鞋，住马架子，与贫雇农相结识，做知心朋友，深入发动贫雇农，做到村村点火，家家冒烟（这是辽东的经验），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热潮。

  1947年夏季，又开展了砍挖运动，即砍大树（大地主）、挖财宝（地主藏起的财物）。分浮物，使翻身农民分得一些财物，不但弥补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也为平分土地后开展生产运动准备了资金。

  在地、县委的领导下，农村普遍开展平分土地运动，实现土地还家，实现耕者有其田。为了深入开展土地改革，又对农村的地主豪绅实行走乡串屯的联合斗争，群众称之为扫堂子，这是呼兰的经验。据当时龙南地委在绥化县联席会议上的工作总结记载，仅绥化县就斗争大地主307户，中地主457户，小地主849户，被的地主40人。贫雇农分得土地12万5千晌，房子18万2千2百75间，并分得了大批的车马牛具等。土改工作队依靠贫雇农协会，发动群众，向群众交底，给群众撑腰，鼓励他们起来斗争罪大恶极的地主，并深挖他们的浮财。一个月时间绥化全县就挖出黄金300两，元宝120锭，银子3000两和价值10亿元的浮物。当时绥化县人口为28万，组织起农会27025个，民兵3776人，自卫队员6629人。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农村的封建势力，劳动人民真正当了家做了主人。

  土改运动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左的偏差，即有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但在东北局、西满分局和省委的领导下得到了迅速纠正。那时，我的思想也有宁左勿右的偏向，经过这次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给我增加了极端重要的政策观念，打击少数，团结大多数，始终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在土改运动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各地普遍成立了区乡政府、农会、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各级人民政府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建医院和卫生所。过去农民生了病无钱医治，只有听天由命，每逢疫疾流行，更是尸骨遍地。现在，翻了身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医院，他们由衷地感谢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第二件是办学校。广大农民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分到了胜利果实。有吃有穿之后，就要求学习文化。我们办起了中学和小学，让孩子们上学读书，学习文化。第三件是林区通火车。日本占领时期，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在林区修了小铁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这些小铁路被土匪破坏了，木材运不出去，林区群众生活也有困难。尤其是在剿清土匪之后，未解决林区生产这一问题，地、县政府组织群众自己动手修复了林区铁路，小火车又通了。群众高兴地说，火车一开，百货进来。

  在土地改革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按照上级党的部署，抓紧生产，支援前线，搞的热火朝天。

  早在1946年12月，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成立了绥化县各界拥军委员会。参加拥军委员会的单位有县政府、工会、商会、教拥军委员会。参加拥军委员会的单位有县政府、工会、商会、教育界等。在土改完成之后，我们还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提出的抓紧生产，支援前线;的口号，积极组织广大农民从土地斗争转入生产斗争，用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大力增产粮食支援前线。春耕时节，我们组织干部下乡，帮助农民组织小型的生产互助组（以一副大犁为单位）。参加互助组的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80％左右，广大农村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大生产局面。农民群众高兴地说：家家有土地，户户有牲口，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群众衷心地拥护，拥护毛主席。人们把加入看作是无上光荣，把支援前线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凡是拥军、参军、出车、出担架、送公粮，都争先恐后地参加。后方这些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变化，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斗志。后方的许多干部也纷纷要求上前线，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决战。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陈云早在1946年7月24日于北安省委召集的干部会上曾风趣地指示我们：你们要安心在后方工作，当好粮贩子、兵贩子。根据陈云的指示，我们便积极地做好二线兵团的组训工作。各地城乡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双双穿军装的勇跃参军的动人景象，形成了强大的后方兵源基地，不断派送二线兵团开赴前线补充主力兵团作战。

  我们龙南地区的支前担架队，活跃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被誉为没穿军装的野战军。各县担架队按部队编成大、中、小队，随军执行任务。军队打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轰炸、扫射下抢救伤员。绥化县担架队第一中队组长荆文铎在一次过封锁线时，在战壕附近的水沟里突然发中队组长荆文铎在一次过封锁线时，在战壕附近的水沟里猛地发现一名快要被水淹没的伤员和一挺机枪，他不顾敌人炮火的轰击，奋不顾身地跳到水中，把伤员和机枪都背了出来，安全送到转运站。小队长何玉平带头冲过敌人的火力网，冒着生命危险爬到敌人的碉堡附近，把伤员背到安全地带，然后叫担架抬下去。担架队员们在救护伤员的实践中，还总结出了一些保证伤员安全的经验，例如抬时慢，走时轻，放时头高脚要低等等，对待伤员真比自己的亲人还亲。有的担架队员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给伤员买罐头、饼干和香烟，自己宁肯饿肚子，有的担架队员甚至用自己的水碗、毛巾为伤员接大小便，使伤员深受感动。兰西、青冈等县的担架队战时随军参战，平时还帮驻地群众挑水扫院子、干农活，有的以扁担为武器，活捉敌人，缴获，被部队授予战勤模范的光荣称号。

  龙南人民这些英雄事迹给人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为东北人民解放战争所做出的贡献永远载诸史册而万古流芳。我做为一个龙南地区的工作者，与英雄的人民一样而满怀豪情。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